“中国软件困境在软件工程薄弱。”——这是天极网今天的一篇头条，该文还援引“中国软件国家队”——中软公司总裁唐敏的话说：如果说二十年前谈，十年前谈，甚至于三年前谈软件工程，可能都没有今天更加重要，确确实实，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要全面走卓越软件工程之路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我想唱点反调，不过并不是说我不支持软件工程的实践和研究。在软件行业工作的三年多里，第一年作了开发，后面两年多都是测试。在经历了一些痛苦的测试过程之后，我也开始试图从软件工程中寻找可以解决软件质量问题的“银弹”，甚至应该说我更希望称为一个软件工程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即使我下面的言词有些偏激，也请相信我——我是想试图找到一些软件工程之外的因素，来找到“中国软件困境”到底“薄弱”在哪里。
做为距离我们最近的软件大国，印度称为了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地，而急于成为世界软件大国的我们，也自然喜欢同印度进行比较。有时候看到一些口号，颇有些当年“赶英超美”的意思。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评论和比较中印两国软件行业的文章，大家也都明白印度之所以软件行业发展的这么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软件行业产业化程度高，一种类似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法自然大大提高了软件的生产效率；而我们的周围，即使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软件行业的桥头堡，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也还都是处于一种作坊式生产的状态，甚至包括一些在业界被认为是“大软件公司”的企业。曾经和几个在这些公司工作的朋友一起讨论过软件工程在公司实际运作中的应用情况，在广州某大型通信企业工作的朋友L说，公司虽然过了CMM3，但是也只是在当初过得时候针对CMM3准备了一下，证书拿到手之后，一起还是照旧了——其它那些过了CMM2、ISO9000的公司大都如此。而另一位在据说是广州最大的软件企业工作了一年多的朋友，居然没有听说过RUP——这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可笑的是该公司的技术总监在某大学的软件工程硕士班专门负责讲授RUP在开发过程中的实践。
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一是在《广州市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
第十四条 鼓励软件企业通过ISO9000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和CMM（能力成熟度模型）等级认证。通过ISO9000或CMM-2级以上认证的软件企业，可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认证费用资助，最高资助额分别为5万元和30万元。
二是广州居然有专门负责帮忙过CMM和ISO的公司，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上一套他们的文档管理系统，再由这些公司派人帮忙建立起通过认证所需要的全部文档，很快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认证了。这就好像在工商局门口有专门代理办经营许可证的公司一样。
这样看来，如果可以申请到政府的资助，再找专门的认证公司帮忙通过认证，岂不是可以名利双收？恐怕软件都可以卖到更好的价格。这种自己糊弄自己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的国人最最擅长。
另外，流水线式的软件生产势必要求大量的开发人员必须把自己的角色转化为产业工人。我不知道该说“浮躁的中国软件业”还是该说“浮躁的中国软件从业人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大家都很浮躁，包括我在内。虽然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国内的软件行业已经开始降温，但是好像大家的热情却并没有随之而降，屡见不鲜的事情是铁匠铺的铁匠带了几个徒弟，想慢慢发展成一个铸造工厂。但是徒弟却在技术学的差不多的时候自己另立门户了。当然，当这个徒弟自己也带了徒弟，想慢慢发展成一个铸造工厂的时候，他的徒弟也在技术学的差不多的时候另立门户了。这就象我们现在的软件行业，大家都在忙着创业，都想自己当老板——当然，这符合人自身的需要。但是最终导致国内只有寥寥几家规模大点的软件企业。但是从这些铁匠铺出去的徒弟，也大多在从事这和师傅一样的工作，处理这类似的业务。虽然市场竞争的结果是软件产品的利润压低，消费者得到实惠，但是在利润压低的同时是不可能不压低成本的。于是，最终结果就是都在当老板，没有人去作产业工人；在市场层次较低，重合度较高的情况下，大企业不得不同一些小企业争夺市场，不断压低的价格也带来了不断降低的质量。很难想像在这种情形下，会有企业愿意投入精力和资源来考虑软件工程的问题。
或许还有一个相对现实的问题：搞软件工程的人似乎没有那么容易和快速的得到一些实惠。
或许，再把问题搞的大一点，是否是因为我们的国内企业大多缺少管理？或者是否同整个国家的大环境有关？
想这种问题太累了，还是从自己开始努力，尽全力去做，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吧，问心无愧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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