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院长在中印软件峰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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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独家转载孙伟院长在中印软件峰会上的讲话2005-3-2  2月27日,中印软件峰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关于中国软件现状及向要向何处发展等核心问题引起了业内学者的激烈讨论。在继倪光南院士撰写了评论文章之后,北航软件学院院长孙伟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文中,孙伟就中国软件业在发展外包上的不足,和可跨越的障碍做了详细分析,并独家提供予新浪科技发表。
  
  以下为其文章全文:
  
    据美国E5公司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客户就占据了65%,加上欧洲等国家的客户这一比例将上升至85%,以美国为首的英文软件外包将持续占据全球软件外包的绝大部分市场。外包如此兴旺,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难找到具有某项技术专门的人才;美国本地的人力资源价格太贵。然而,欧美软件外包产业能否成功除了取决于全球(主要是美国)的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对手(主要是印度)的竞争力。作为硬件生产大国,以中国为制造基地的IT硬件出口已位列全球三甲,软件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却相当有限:中国盒装软件(Packaged Software)的销售额只占全球销售额的0.7%,软件服务产值则只占世界总量的0.2%;作为世界软件外包生产中心的印度,近四年的软件出口额都数倍于中国(见下表),占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的62%,预计2003-2004年读该行业出口收入可达120亿美元,增长26%-28%。
  
    差距并不仅仅停留在数字上。在软件外包工作中,笔者对中国软件产业自身的竞争劣势深有感触,来自语言文化社会制度、教育人才结构、企业及市场成熟度等各个方面的束缚限制了中国在欧美软件外包市场的作为。
  
    一 短期内不可抗拒的屏障
  
      1、语言的先天不足:
  
    外包离不开交流,文件、信息处理以及会议都要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印度人的语言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在印度稍微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用英语来进行教学,尽管他们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但他们毕竟能够流利地说、快速地写,自如地用英语与客户交流。目前,印度拥有的懂英语的科技人才储备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在这方面,中国人就难免相形见绌了,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技术部经理曾告诉我,他每天早晨得耗费2个小时来阅读美方的E-mail,以精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的开发人员和美国客户的交流更成问题,如客户根本不能准确理解中方程序员用英文编写的程序注释。国内软件公司很难派出技术、语言都过硬的程序员,常常受到客户的抱怨,甚至丢失了那些得之不易的客户;而派出的那些少量语言、技术都合格的程序员,通常在短期内移民或为获取更高的薪水转入其它公司,最终导致了客户的流失。
  
    2、不同政治制度以及法制体系带来的心理阻隔:
  
    由于历史渊源,受英国政治传统影响深刻的印度与各国,尤其是与英联邦国家有着方方面面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国际间对话非常直接、自然,对国际政治、法律体系的充分理解使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游刃有余,而这正是创业并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重要保证。加上与欧美国家拥有相近的法制系统和社会制度,印度在美国获得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和信任,在一些涉及到美国高新技术、国防军事等保密的大订单上更倾向于印度。而美国主流政治力量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可能的竞争对手,即使在同等竞争条件下,他们也会优先考虑印度公司,中国软件企业不得不面临只能拿到一些普通小额订单的拮据局面。
  
    3、教育体制乃至文化心理造成的人才差异
  
    在印度,教育部门较少受到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是相对独立、多元的,构造了一个十分完备而且多源性的教育体系,能够把他的高层次、中层次和低层次的人员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在历史上,印度人在数学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每年有340万理科毕业生从大学、理工学校毕业涌向IT产业,大概有30万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工程师。而印度的软件经理大部分并非编码专家,许多甚至直接就是MBA,或者是领域专家(工业设计、地理专家等),但是却能够领导大群素质良好的程序员把工作做好。一家国内软件企业招聘印度员工,给应聘者出了一份与国内差不多的试卷,有基础概念和编程题目。他们做的编程题目简直像是有统一答案,从程序结构、注释、变量命名到表达方式都极其类似!可以想见他们整体的文档水平如何。印度人能够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能够完成软件,并整理出相当好的设计文档。
  
    反观中国所谓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们,眼高手低几乎成了他们的通病,不满现有编程工作、交出的程序又不能正常使用的大有人在。软件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和艺术,资深的“软件白领”至少要经过5年以上正规开发大项目的锻炼,他们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懂得如何将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衔接好,而这些资深软件人才个人的成功又必须取决于团队精神、协调能力和管理水平。国内的教育环境下,学生们相互比较的是个人的能力,是个人的学习成绩,对团队合作的概念认知程度较差,也不太重视动手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进入公司以后,由于用于团队开发的工具很昂贵,我们的软件企业不愿意或没实力获得这些工具,使得中国程序员缺少开发工具的使用经验, 造成和国际的开发模式不接轨,多数人可能只是各自反复琢磨数据结构、算法,琢磨细节,还没编码就想着是Outlook式的还是VisualStudio式的界面。
  
    软件产业的发展,早就走过了编码英雄的年代,程序员已降成是个坐办公室的蓝领了,具备充当好一个螺丝钉的能力就可以了,Code是低量级的工作,作坊式的试验田开发模式只会制约软件企业的持续发展。
  
    4、中国外派人员很难获得签证
  
    美国对中国的签证审查制度近年来日趋严苛,中国人很难获取美国签证的事实,也让那些需要前往国外客户方工作的国内程序员不能及时到达,使得我们的软件企业常常无法按合同如期服务于美国企业,损失已得定单。
  
    二 可跨越的障碍
  
      1、IT企业竞争力低下
  
    印度具有Tata、Infosys和Wipro等一大批管理体系规范、生产规模较大的国际知名现代私人软件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以印度IT业飞速发展的代表Infosys为例,目前已经市值80亿美元,员工人数由1999年的3000多人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3000多人。公司实行员工持股制度,并以校园化的工作环境来调动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连续被评为印度最佳雇主。
  
    反观中国大多数IT企业,仍普遍处在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尚未形成大的规模,面对国内市场的推广尚且乏善可陈,在软件外包领域就更是频频遇阻。由于众所周知的中国金融体制问题,一般的国内企业很难支付美国在外包业务时要求的高额保证金(BOND),公司的规模也不允许如起步更早的印度软件外包公司那样,在美国所有的中等以上城市都设立了地区性的办公和市场销售机构。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在美国只设立了一、两个区区数人的驻美办事机构,这种小规模办公获得订单的机会极小。与其它产业一样,软件外包企业只有到市场上去公开竞争(竞标),建立完备的销售网络,才可能发展壮大的。
  
    2、软件开发体系化管理的欠缺
  
    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往往是最大的软件外包定单的提供者,他们需要外包企业有CMM(软件能力成熟度)3或以上等级的资格认证。全球软件公司中能够获得CMM最高级别第5级认证的只有7%左右,到2003年已有的52家CMM5级企业中,印度占了42家,中国则只有5家软件企业位列其中,通过CMM2的中国企业也不过50家,绝大多数仅有ISO9002等级认证,小型软件企业通常连参与竞标的企业最低标准都不能满足,获得大定单又从何谈起呢?
  
    3、商业信誉的缺乏:
  
    美国是个极其注重信誉的国家,他们的理念非常简单有效:你能为我很好服务的前提是你在美国有一批说你好话的客户。因此,在美国获取软件外包定单的招标书必须提供给客户几个相关业务的成功案例。
  
    由于客户资源有限,我国软件企业的外包业务大多是“case by case”(一定时间内只能接固定客户发来固定开发领域的包单)。长期面对固定客户,领域狭窄,外包业务长期存在成本高、资源浪费多、管理不规范、返工率高等问题,难以与国际接轨,也就很难形成一批具有说服力的商业信誉。
  
    即使是在现有对欧美软件外包业务中,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备受诟病。美国《E-Week》近期的封面故事即是尖锐地指出,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不作为,已经严重影响到自身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拓展。许多美国公司担心,中国It企业的参与将会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而在印度从事对美软件外包的十几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知识产权纠纷。
  
    4、可倚重的海外人员较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印两国在美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多少,尤其是在IT公司的高层分布,将在宏观上决定彼此在软件外包领域的胜负。在国际软件业的高层,有一半的人都是印度人,有故事说在微软的一些高层会议中,会开了几分钟后这个会议的语言就从英语变成了印度语了。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在座的都能够说印度语,你可以看到毫不奇怪
  
    印度在美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是中国的2-4倍。据悉,在1999/2000年,美国的H-1劳工签证中国为总名额的15%,而印度大约是60%。
  
    5、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被蚕食
  
    很多人在谈到中国的竞争力时,总是会提到国内的劳动力便宜。我要提醒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士:软件产业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制造业。《福布斯》、《商业周刊》曾经这样报道:“印度有着无穷无尽的人才储备”、“当中国正在成为工业国的廉价劳动力源泉时,印度已发展成为技术人才库”。软件外包的持续发展光有数量、速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近邻将软件外包做到美国客户购买的软件有60%是印度制造,依靠的是质量、深度,是其三十多万高级软件工程师。在这个层次上的软件人才,中国无论是素质还是价格都没有明显优势可言。
  
    以上种种可或不可抗拒因素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欧美软件外包领域会是不战而败呢?不,相较于印度,我们在更宏观的层面拥有持续性的优势。虽然中国目前的软件行业总产值远小于印度,在软件开发管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增长最快的国民经济(见下表),这将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全国各地众多基础设施(水、电、宽带网络)齐备、适于投资的城市为国外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软件外包是一项长单业务,周期通常长达10年、20年,经历了“9.11”后美国经济持续低走的企业更希望合作的平台能搭建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平稳解决SARS疫情考验了中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可靠诚信的国家形象正在建立,这一点上比困扰于印巴冲突和国内政党政治的印度更具吸引力。
  
    就在我们仍然对中印软件外包竞争力纸上谈兵的这两年里,印度人已经迅速对我们以上优势以及广阔的市场做出反应。从2002年开始,印度软件公司开始探寻中国之路。印度软件公司综合实力排名前三位中的塔塔咨询(TCS)、Infosys、Wipro以及萨蒂扬的分公司率先在这一年里进驻上海浦东软件园。在不声不响的1年多的时间里,印度人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布局!在高呼印度“象”来了的时候,在印度人说“和美国与日本的大公司进行竞争是我们前进的最好道路”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好好想想,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应该马上做的?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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