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玉忠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48232.html
十八世纪中叶，在欧亚世界岛的另一端，当大英帝国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大清帝国仍旧沉睡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美梦之中。直到一百年后，热兵器时代的战争血火才惊醒了这个已经虚弱不堪的巨人，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洋务运动，由于没有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完整的产业链条，再加上政治精英的腐败，中国沦为工业时代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遭受了整整一百年的耻辱。
二十世纪中叶，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利坚合众国凭借其先进的科技基础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大门，就像蒸汽机的发明迅速迎来了大机器时代一样，计算机技术在过去五十年里迅速向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领域渗透。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并开始在原苏联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研发。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长达十年的政治干扰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严重缺位，中国在信息时代又一次落伍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失去了关键技术的造血功能还被跨国公司压迫在产业食物链的最低端。
就像原始部族的战争形态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一样，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也与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迥然不同。信息时代的战争表现为总体战，其主要特点是战区纵深的无限性和不宣而战，它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争间隙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既定战略目标。正是信息时代战争的以上特点，使得战略对手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前就能够通过分解敌方产业和瓦解敌对国家人民意志的方式消蚀其军事实力，甚至最终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把敌对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廉价产品供应地和高附加值产品倾销市场——一种标准的半殖民地状态。
今天，我们必须警惕：中国沦为信息时代的半殖民地！！！
中国是如何落后的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对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说，甲午之耻都是要铭记在心、卧薪反思的。甲午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花巨资引入国外先进战船组建的北海水师覆灭之后，失去了海权的中国大门洞开，列强鱼贯而入，从火烧圆明园到南京大屠杀，那些民主自由之“文明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时总想写一部有关甲午战争的巨著，然而每次下笔都悲极而泣，这位伟大的作家至死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这一夙愿！
反思自己的民族为什么落后的是痛苦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避问题，将头埋在沙子中歌功颂德呢？历史使人明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无论这种历史是光荣还是耻辱；那么中国在上个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是如何一步步落后的呢？这要从中国IT业的历史说起，因为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IT业是信息时代的灵魂，信息时代也就是利用IT技术开发新产品，改造传统产业，重构人类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
1956年，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已经显现出新时代的曙光。新中国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之中，依照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年8月，成立了由华罗庚教授为主任的科学院计算所筹建委员会，并组织了计算机设计、程序设计和计算机方法专业训练班，派出一批科技人员赴苏联实习和考察。
当时冷战的铁幕已经徐徐拉开，在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原苏联为我们提供了计算机的核心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计算机研制和应用的骨干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据张效祥回忆，104机研制的全过程中，从1957年底开始，先后有6位苏联专家来华工作），1959年国庆节，104计算机宣布完成，速度达到每秒一万次，它是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共生产了7台，当时我们许多重大科研课题都用了104机，其中包括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科学计算。
104机是在仿制原苏联БЭСМ-Ⅱ计算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插曲。1957年底，中国开始与苏联洽谈帮助我国研制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问题。但苏方认为在中国研制计算机条件不成熟，建议我国派出科研队伍去苏联成立研究室，在苏联研制出第一台大型机。我们很快意识到，中国需要的不是一台先进的计算机，而是一支中国自己的研发力量。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研制，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科研、工业生产、应用和管理的基地和队伍。历史证明，选择在中国自己研制计算机是正确的，它确保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和苏联交恶之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仍能高速发展。
1960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1963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机研制成功；1965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DJS-Ⅱ”型机的操作系统编制完成。1959到1965，这是中国IT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国内有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与苏联剑拔弩张，但中国的计算机已从“仿制” 走向用国产元器件“自主研制”，从第一代“电子管机”跨越至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第一代IT工程师们的丰功伟绩！
就“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整体水平，我曾问1961年就进入中科院计算所，参与了119机、109机研制的倪光南先生。他告诉我说，当时世界上能够自己研制计算机的就是美国、前苏联、法国、英国几个国家，我们和他们没有很大差异，我们也是比较先进的，至少和英法的水平差不多。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十年动乱对中国现代化，对中国IT业的发展是一场灾难，当世界范围内信息时代的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开始落伍了。1976年，克雷向量计算机问世，速度已达到每秒二亿次。而直到70年代末，我国最快的大型计算机速度仅为每秒三五百万次，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
政治的是非无法掩盖残酷的现实。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仍有新的机型问世，但由于许多为中国计算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和技术骨干被下放劳动，受批判或靠边站，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实际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研制工作十分缓慢。计算机科学专家苏运霖就曾因翻译了当时著名的《课程表68》受过批判。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信息时代的太阳在西方已经冉冉升起——
1967 年 ，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成立，它成为生产半导体制造业所需制造设备最早的公司之一 ；
1968 年， 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双双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创建了 Intel ，生产存储器；
1969 年， Jerry Sanders 离开仙童公司创立了超微设备AMD 公司 ；
1970 年， 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PARC） 成立，后来开发成功了激光打印机，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 （GUI） ；
1971 年 ，Intel发布了第一台“单芯片电脑”，后来被命名为 4004 微处理器。
同年IBM 的艾伦·舒加特（ Alan Shugart ）发明了软盘；
1972 年 ，惠普公司设计了第一台手持科学计算器 HP-35C ；
1973 年， 鲍伯·梅特卡夫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 （ 施乐公司） 发明了以太网这一局域网技术 ；
1974 年，Jimmy Treybig 和一群幻想家设计出世界上第一台容错（ fault-tolerant ）电脑并创建了 Tandem 电脑公司；
1976 年，史蒂夫﹒伍兹尼克和史蒂夫﹒乔布斯以一辆大众公共汽车和两台 HP 计算器为财产，在一个车库里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
依照摩尔定律，芯片上所能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会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翻。那么这对浪费10年光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金怡濂先生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曾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大型计算机。在花费巨资购买机器的同时，还被迫花钱“聘请”两个“洋监工”。卖方明确规定：中方不得将机器派作他用；不得接触机仓内的核心部件；开机、关机，必须由外方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在大机房内还隔出一间小控制室，并规定该控制室“中方人员不得入内”——对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这是怎样的耻辱啊！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中国IT业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根据中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现状，我国将计算机发展重点转到微型机上，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组装的同时，积极开展国产化工作。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改为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全国计算机发展规划。1983年1月，在北京召开计算机工业长远规划专家座谈会，制定了“六五”、“七五”和2000年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的长远发展规划。
同时，我们意识到中国科研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在“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方针的指引下。1980 年10 月 23 日，陈春先在中关村创办了民办科技机构“ 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陈春先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 40 余家，营业额 1800 多万元。也是在这个时候，1984年11月，地处关村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宣布成立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的前身。
联想集团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IT业发展的缩影。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严重缺位，这家依靠中科院计算所数十年的技术储备，承载着中国IT界无数精英光荣与梦想的企业是如何失去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从一家高科技企业转化为一家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
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亲子，创业者和技术全部来自计算所。公司成立初期，它继承了计算所的成果，所以只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联想式汉卡的产品化。1985-1987年，公司累计营业额是0.911亿元，利税2970 万元， 利税率达到29.7%，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很快，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多种型号的联想汉卡、电脑主机板、联想电脑、联想激光打印机、程控交换机等产品。1992年，中科院发文嘉奖说：“公司成立8年来，共研制开发出381项高新技术成果，获得科技、经济奖励的有60余项，其中联想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机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经过全体职工的艰苦劳动，目前的联想集团已初具规模，成为一个技工贸一体化的外向型产业集团”。
曾经有十年时间，联想的两位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能很好合作，共同实现科技产业化，一时在中关村传为佳话。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倪光南对上市过程提出了异议，由此两人产生了严重分歧。作为一位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倪光南希望加大包括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在内的研发力度，把握计算机和通信融合的机遇，依靠联想已经开拓的大市场，坚持科技产业化的方向。而柳传志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认为联想的力量不具备大规模研发实力，至少这种研发存在较大风险，从一贯支持倪光南的科技计划转到一概反对倪光南的科技计划。随着二人矛盾的表面化，倪光南于1995年被免职。此后，联想的科技骨干纷纷离去，芯片设计、程控交换机等项目纷纷夭折，公司也不再设“总工”，科技开发战略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陷入瘫痪状态（1995-1998）。直到1998年柳传志发表了“贸工技三级跳”的著名文章，联想从此开始走上了“贸工技”的不归之路。
联想继承了计算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其结果却成为一家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这是怎样地令人痛心啊！不能将一个国家在某个产业上的失败归罪于哪个公司，但是通过对联想集团的研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国家产业政策严重缺位导致的恶果——八十年代中国IT业黄金时代过早的结束了。
1992年，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像史前巨鳄一样，凶残地将中国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撕碎吞食，中国则成了大跨国公司竞争的战场——就象100年前日俄战争中中国成为双方角逐的战场一样！
信息时代的总体战
长期以来，陈君就成了我朋友圈中被嘲笑的对象。从日本留学回来，进了丰田公司，上司对他器重有加，他自己却总想离职。理由很简单，在日本公司工作自己感觉像“伪军”。作为倍受地方官员尊敬的丰田公司销售代表竟称自己是“伪军”，这恐怕有点太“义和团”了。朋友们大都这样认为。
一天晚上和他一起散步，站在北京五光十色的霓红灯下，我劝他说：“你看，我们的经济也在飞速发展，用不着看数据，眼前的景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全球化时代……。”还没有等我说完，他说打断我的话：“日本的大钢铁公司在夜色下比这还要辉煌！”我不再说什么，因为感觉我们谈得不是一个问题。
直到有一天，朋友们知道陈君必须离开丰田了。因为他在歌厅里一拳将自己的上司打倒在地，并用脚踩在了那个日本人的肚子上。原因是那位上司在歌厅里公开对中国小姐无礼，以至于陈君一怒而起，拳肢相加。但是天不遂人愿，事后我们得知，陈君并没有被解雇。第二天，那位被打的日本人还主动向他打招呼问候。
去年春天，那是陈君决意离开丰田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之前。在餐桌上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时局图》！”这是大家的第一个反应。这张图一眼看去很象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时局图》！《时局图》是中国近代时事漫画的杰作，它把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形象地展示出来——但等大家细看，发现这不是《时局图》，那张图标示的是外国大汽车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情况。通用、丰田、大众、本田、现代等几大集团已经明确地在中国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市场已经被瓜分殆尽！
那天晚上朋友们都不怎么说话。我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自己则从关注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到关注诸多战略产业了。我要将这张图翻拍或复印，陈君说不能，它属于丰田的商业机密。作为一位新闻人，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看到它！！
1992年是当代历史的转折点。随着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徐徐降下，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陈营取得冷战的最后胜利。冷战是信息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总体战，它没有明确的宣战过，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信息时代信息的无障碍传播，突破公司和社会全球治理的技术瓶颈，使以经济和宣传手段从内部摧毁敌方的产业基础和精神意志成为可能。
谈到苏联的失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恰如其分地总结道：“苏维埃帝国从未在战场上输给我们。它的制度是从内部腐烂的，源于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失败。”1991年6月，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的调查，调查对象为苏联高级官员。结果显示只有大约9.6%的高级干部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有76.7%的人认为苏联应实行资本主义；当时的经济情况是，1991年苏联国民收入急剧下滑15%，工农业生产普遍衰退，粮食产量比1990年减少5000多万吨，石油、煤、钢产量大幅度减产；金融混乱，1991年财政赤字达3000亿卢布，内债近10000亿卢布，外债达1200亿美元；有1/3的居民生活贫困。最后苏联只剩下一根救命稻草——西方的经济援助——苏联要价1500亿美元。
欧洲的缓和加速了美国在世界岛东部一线的扩张——中国成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军事上，美国不仅没有随冷战的结束减少在东亚的驻军，反而将战略前线不断前移，加强了日本-关岛一线第二岛链的战略存在，在吉尔吉斯坦试图长期驻军的同时要求在马六甲海峡驻军。如果美国在马六甲海峡驻军成为现实的话，中国将被完整地装进一个战略口袋之中，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将极度恶化。
也是从1992年开始，西方跨国公司开始有步骤的在中国吞并战略产业。从1993年-2002年短短的十年时间，全球500强公司差不多有300家在中国投资，还有一些设有代表处，加在一起大约400家。中国加入WTO后，那些已经在中国形成垄断地位的大公司立刻开始在中国本土上展开了撕杀。
操作系统和CPU是信息时代的神经，在中国市场二者长期为Wintel联盟垄断。 一块带有“Intel inside”标志的芯片是没有标志的同性能芯片价格的近2倍，而微软Windows授权价格则占到了低价电脑价格的1/10还多。它们“吸取了中国IT业的主要利润， 制约和影响了整个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控制和主导整个产业的发展格局和步伐，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并且威胁到国家安全。”著名IT评论家方兴东先生如是说。最近，联想推出的2999元“圆梦”电脑采用了AMD处理器，INTEL迅速站在国内一家电脑厂商的背后进行反击。在这幕闹剧中，中国的所谓高科技企业不过是AMD和INTEL手中的玩偶而已。
再以直接关系到国防实力的航空业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们放弃自制运—10后，航空部提出了通过国际合作、雄心勃勃的“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 100 座级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 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干线大飞机的能力。但是在波音兼并麦道后，1997年4月，波音宣布从1999 年中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的MD—90 机型。之后，刚签了约的欧洲空中客车马上毁约，终止在中国联合研制AE—100 。波音和空中客车几乎同时取消与中国的合作，使中国航空工业“三步走”计划立刻成为泡影，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价道：“这对中国萌芽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使她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者的计划遭到怀疑。”当一位军队的同志讲目前我们用外国的发动机，外国的雷达系统组装的战机如何先进时，我想到了北洋水师——中国必须有自己完整的航空工业！
从饮料到日化，从汽车再到大型工业软件，跨国公司在中国诸多产业已经完成殖民化。多年以来，经过跨国公司持之以恒的努力，中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制定的许多产业政策早已被逐步突破，有些甚至是名存实亡（如在汽车产业中）。
对于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明显占优势的产业，外国企业和政府主要是采取政治、经济、甚至外交手段对之进行围追堵截。比如彩电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彩电生产线的产能曾达到8000万台，而全球一年的彩电需求也不过1.2亿台。即使在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诸多厂商倒闭之后，今天中国彩电的生产能力仍超过5000万台。在国内市场每年的需求仅为2500万台至3000万台的这种情况下，各大彩电厂商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他们甘愿放弃自身品牌，以极低的价格向国外大型连锁超市销售。在美国五河电子公司（Five Rivers Electronic Innovations, LLC）会同两家电子业工会组织向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中中国彩电企业败诉后，中国彩电巨头纷纷移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康佳、创维等均在墨西哥设立彩电生产组装基地，从国内采购元件，然后在墨西哥进行组装，再以整机“墨西哥制造”的身份曲线进入美国市场。但这远远不是事情的终点。最近又有消息称，五河电子公司目前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上诉，声称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彩电企业的倾销幅度裁定过轻，要求国际贸易法院加重对中国彩电的惩罚力度；另据墨西哥《经济学家报》报道，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金属、机械企业将采取联合行动，限制中国机械进口，涉及主要产业领域有汽车和家电。三国相关阵营希望于今年11月间将联合阵线具体化——看来中国优势产业在美洲大陆很难有立足的机会。
当农村的小孩子哭着抢着要可口可乐的时候，当人们在网上探讨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在跨国公司的产业殖民化中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它远远超过了经济本身。
中国人爱中国货
中国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快。今天，在谈论世界经济时忽视中国是愚蠢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过去3年中中国GDP增长占到了世界GDP增长的1/3，仅次于美国占世界GDP总量的13% 。到今年年底，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同时，由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广大的市场，中国还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它是世界的生产车间，生产了世界2/3的影印机，微波炉、DVD和鞋子，生产了世界近一半的数码相机和近2/5的个人电脑。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将在未来10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在不久的将来她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可达9%，高于原来8.5%的预测；正是在中国等经济发展的拉动下，今年全球经济正以3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高达5%。
那么上述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呢？不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科技带动的生产力的提高，它是以资本投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人力资本投入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物力资本投入取得的粗放式增长。来自第四届中国信息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发布暨产业发展研讨会的消息说，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了87.8%；对我国“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电视、光通信等技术领域的分析，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更是占了85%以上。
在珠江三角地区，由于农民工工资待遇极低、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从去年开始甚至出现了“民工荒”。在东莞，一般工人的工资只有400元左右，工作时间至少达到10个小时以上，一个制鞋厂的工人曾经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他所在工厂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并且要忍受极难闻的气味，而每月工资只有350块钱。处于世界产业食物链的底层，中国的劳工只能这样。工厂几乎没有能力改善工人待遇——那些小电子厂的主要核心部件主要是外采的，一个耳机只能挣几分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赚的就是人工的钱。”
中国经济是大而不强，它很象邪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兰德公司的亚洲问题专家William H. Overholt形象地将今日之中国比喻为一个被狮子追逐的人。如果你只看这个人，你会发现他跑得很快，如果你看那个狮子，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很可能会被狮子吃掉。
2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年后，我国的企业正在逐步丧失科技创新的内力。现代史表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强大的，日本人从来没有将自己在二战中的失败归因为军国主义，他们认为是技术上的落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更不能指望别人会无偿的给我们技术。“以技术换市场”是不行的，市场我们让给了别人，可技术我们得到了吗？先进技术不像美国的国库卷，它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尽管从“巴黎统筹委员会”到“瓦塞纳协议”人家在对中国技术“禁运”方面不惜余力，但1999年美国还是出了《考克斯报告》说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当然美国也有人反对这份臭名昭著的报告，最著名的是INTEL公司总裁葛洛夫，他的理由是在美国不给中国继续的技术后，中国可能有能力自行研发——那才是最可怕的。
在信息时代，我们不能失去对世界的基本感觉，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人生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中借丘吉尔首相的话说，一个大国不能使自己的利益受制于任何国际组织，当然更不能受制于一个国家； 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发展自己，无论美国给不给我们市场经济地位，无论WTO多么国际化，我们都不能受制于这些东西。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大国的思维基点。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政界、产业界和学界的有识人士已经充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还远远不够，信息时代的国家间的战略对抗体现为总体战，它要求每一位公民参与其中，你不仅仅是一个军人、工人、商人、官员和学者，更重要的你还是一位父亲或母亲，你还是一位消费者。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针对中国零售业的现状指出，预计在2005年前，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至少有一半市场将会被外商吞并；2010年前，全国600多个地级城市市场将多数被外商占领，如果放任外资企业控制我国的流通渠道，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力。他认为政府应立即着手研究后WTO时期对外资的调控手段，参考他国经验，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突出对民族企业的政策支持。
在前不久举行的2004中国企业20年论坛上，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先生警告说，要防止中国经济拉美化，防止经济命脉和国家战略产业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以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为例，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它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0%的家电业，60%的电力工业，50%以上的银行工业都被跨国公司分割了）。魏新先生还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的理论说，对外贸易很可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锁定在低端产业的格局中，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得到持续的增长，因此，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非常地渺茫。因此他大声疾呼：“为了本国产业的长期发展，在关键时刻国家扶持是必要的，如韩国的三星、现代，韩国因为它的天然造成自身的限制，没有多大的市场，因此它走的核心是拿资本换市场。在总统府周围有18个机构，从朴正基时代开始，由于政权的力量，国家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才会有了韩国的发展，才会有韩国现在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现在三星已经可以和国际上最好的企业叫板。”
韩国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正是政府对国家产业的“开放式保护”和大韩民族实实在在的爱国心才使韩国以极小的国内市场孕育出了世界级的大企业。当然韩国经验也不是十全十美，政经勾结导致了效率低下，但是这个世界上谁能否认韩国的成功呢。
在推行“开放式保护”政策中，韩国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把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制改为减免税收，为出口企业提供低利贷款，降低本国货币汇率，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开始将IT、娱乐产业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大力扶持。由文化观光部出面组建韩国游戏支持中心，向韩国游戏产业提供从资金到技术上的多方面支持，其中包括：成立游戏投资联盟，政府每年向游戏产业投入的资金多达500亿韩元，并为游戏企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设立信息化基金和文化产业基金，为游戏产业服务；对指定的风险企业实行各种税制优惠政策，减少甚至免除游戏企业的税务负担；建设游戏产业基地以扶持中小游戏企业的发展；对从事游戏产业的高科技人才免除两年的兵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韩国网络游戏产业目前已超过汽车工业，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感觉韩国人爱自己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爱自己的文化，他们爱自己的产品，他们没有更多的口号，每一位公民每天都在实践爱国主义。有人说韩国人不是因为韩国车好才不买外国车的，因为韩国车在世界上曾是劣等车的代名词。是因为韩国人只买韩国车，韩国车才变好的，韩国的汽车行业才兴旺发达的！上个月去山东采访，在宾馆遇到两位韩国工程师，他们的中英文都不是很好，但我们讨论得却很热烈。我说了一大串韩国知名品牌后问那两位韩国朋友是否知道中国的品牌，他们想了半天也回答不出一个来，最后是那位年轻的工程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海尔！”我追问他是如何知道海尔的，他说因为自己房间里的所有电器几乎都是海尔的——我无言！但那位工程师还是用不十分流利的中文对我说：“韩国人爱韩国货”。这里作者郑重呼吁：
中国人爱中国货！
小时候家里曾本线装的字典，大概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吧。奇怪的是这本字典页眉上连载着数封家书（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书，可能是纸缺的原因吧），那是一位家长写给在外学徒的孩子的家书，要孩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一定要买国货。这就是我们民族立身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啊，没有了这种精神，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殖民化，中国的土地上就会有更多的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终日劳作的廉价现代奴隶！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底韵。她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她使我们奋发图强！
早在2000年，我国就出版了《国家信息安全报告》，这份由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作序的报告指出：计算机硬件、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基础集成电路芯片，主要依赖进口。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基本上是国外产品。在信息时代，如果核心信息技术的在别人手上，一个国家是没有安全、独立可言的。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18号文），它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发，从融资、税收、产业技术、人才吸引与培养、收入分配、采购、出口、产权保护等各方面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扶持。
之后，中国要掌握信息时代核心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2004年9月23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OMIPtm芯片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承担研发任务的大唐电信总裁魏少军介绍，COMIP可以用于通信手机、高清晰电视、PDA等其他消费电子产品中，其中在手机基带芯片应用中，COMIP在成本、功耗方面与国际芯片厂商相比有相当优势，它的高集成度使之可以同时替代德州仪器55X7、飞利浦ADI等5块芯片，从而大大降低成本和开发周期。
在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技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市场的支撑，让我们以绵延千载的“中国心”支撑起信息时代的“中国芯”吧！那时，沉睡了太久的中国终将会摆脱信息时代殖民化的阴影，成为东方不可征服的雄狮。
中国人爱中国货——作为一位消费者，让我们作出理性的选择；作为父母，请把这种信念根植在您孩子幼小的心灵之中——那是这个多灾多难民族走向未来的新起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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